一个新加坡学者眼中的雄安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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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1日，在完全没有风声的情况下，中国中央、中国国务院印发通知，决定在河北省保定市下辖之雄县、容城、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设立河北雄安新区，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，是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。”
本次提出雄安新区，之所以格外引人瞩目，是因为它被赋予了“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，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，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，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”的意义，而且与深圳和浦东相提并论，并列为“具有全国意义”的新区，超越了天津滨海新区等十多个国家级新区的规划地位。我们可以设想，中国中央将以何等力度来推动、保证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发展。
雄安与深圳、浦东有相同之处，深圳之于广州和香港，浦东之于上海浦西，雄安之于京津，三者都是在毗邻大城市的欠发达地区，以极大的政治决心和毅力发展起来的。不同的是，深圳、浦东有深水港，雄安没有。因此，雄安的经济规划不会以工业和贸易为主，而是以高端高新产业为主，同时要扩大开放和对外合作。
早在2014年，河北省《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》将保定市定位为“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”。本次既然明确提出“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”是雄安的功能之一，可以预想，目前设在北京的重点教育机构、科研机构、医疗机构等，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会以行政手段要求搬迁到雄安，恩威并施，不会存在太多讨价还价的空间。
这当然同时也将疏解北京市相当一部分的常住和流动人口，对北京的大都市病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但是，雄安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迁都，至少在本阶段不是。雄安目前的定位是承载北京“非首都功能”，这就很清晰地说明，首都功能要留在北京，迁出去的只是非首都功能。
更重要的，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是在中共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，是要以极大的政治决心，在原本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的白洋淀地区，发展起一座绿色智慧城市，平地起高楼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有关通知中以“千年大计”来描述雄安新区，可见其规划和愿景远远不只是一座城市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平地起高楼的例子并不罕见。除了深圳和浦东这两个例子，大家比较熟悉的大概是河北省会石家庄。20世纪初期，石家庄村只有93户人家，578人，面积约0.1平方公里。1907年，由于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在此交汇，逐渐成为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，工商业逐渐发达，人口也逐渐增长。到了30年代初，石家庄人口增加到6.3万，面积扩大到18平方公里。1941年，石家庄至德州的铁路建成通车，进一步强化了石家庄在交通运输上的重要地位。
1947年年底，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，此地初具政治中心地位。1949年之后，保定、天津曾为河北省会，最后于1968年把省会定于石家庄市。石家庄从一个不足600人的农村发展为省会，经历的是辛亥革命、军阀割据、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的政治混乱时期，仅花了60多年的时间，主要归功于交通和政治。
既然石家庄能发展起来，如果投下更大的政治决心和资源，雄安当然也有可能发展起来，而且速度会更快。从长远来看，如果雄安发展成功，筑巢待凤，渠成引水，中国首都未来当然有迁到雄安的可能，因此才有“千年大计”“国家大事”的说法。
当然，雄安的规划和发展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的。首先，深圳和浦东的发展和成功有极深刻的时代作用力。深圳特区成立于1980年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先驱，不但带动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，也带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思潮。
浦东新区成立于1992年，是在1989年的政治动荡之后，中国政府向外界表明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的决心。得利于2001年中国入世，影响并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，包括催生了重视利用外资的江苏模式和重视民营企业的浙江模式。在此时提出雄安新区，或可借中国新兴科技创新能力之东风。
雄安与深圳、浦东的很大的一个差异是，深圳紧邻九龙和港岛，浦东紧邻浦西，相对容易借力。但是，雄安距离北京、天津各有100公里左右，因此，要求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，打造绿色交通体系。尽管可以通过快捷高速交通系统拉近北京与雄安距离，加强雄安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能力和吸引力，但是，人们对地理距离的心理抗拒，需要时间来调整。
集权有利办大事。本次宣布一出，《河北日报》刊文，表示“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党中央”；天津媒体报道，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，表示“党中央要求天津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；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上，需要天津付出、支持、调整什么，我们都坚决服从”。地方诸侯纷纷拥护，相信只要中共中央维持高度权威，只要中国经济维持稳健增长，雄安的成功只是时间问题。
（文： 许振义博士，南洋国际商学院院长兼隆道研究院总裁，原载于2017年4月8日《联合早报》言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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